数据资产收入上缴国库，会成为常态吗？
正如蒸汽机解放了体力劳动，数据要素的资本化正在解放人类的认知能力。
近日，河北承德市与福州某医院的两笔看似微小的国库收入，悄然掀开了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帷幕。
前者以5.22万元政务信用数据收益完成河北省首单数据资产入账，后者通过医疗影像数据交易实现近万元国库收入。
数据交易网分析团队认为，这些探索不仅标志着数据从“资源”到“资本”的质变，更预示着一种新型生产关系正在中国大地上萌芽生长。这场静默的变革，正在重构政府、企业与公众的价值连接方式，并为未来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。
财政体系与数字经济的深层耦合
传统财政收入长期依赖土地、税收等有形要素，而数据资产收益的国库上缴，首次将虚拟生产要素纳入国家财政循环系统。
承德市以政务信用数据为突破口，通过“融资信用服务”场景将企业信用评估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价值，本质上是在数字经济与公共财政之间架设桥梁。这种模式的突破性在于，它既盘活了政府沉睡的数据资源，又将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纳入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。福州医疗数据的市场化交易则更具启示意义，公立医院产生的影像数据通过合规流通转化为国库收入，既体现了公共数据的普惠属性，也为事业单位参与数据要素市场提供了范本。
两地的实践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——数据正在成为继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、技术之后的“第五生产要素”，真正在财政收入上产生量化价值。
与土地要素的物理性消耗不同，数据具有越用越丰富的特性。
承德信用数据在服务金融机构风控时，并不会因使用频次增加而贬值，反而可能因算法迭代产生更高价值。这种独特的边际成本递减规律，使数据资产有望成为财政增收的“永续引擎”。据相关机构测算，我国公共数据资源规模已超1000亿条，若其中10%实现资产化流通，每年可创造千亿级财政收入增量。这种新型财政路径的确立，或将改变地方政府对传统土地财政的依赖格局。
制度创新与技术驱动的双轮效应
数据要素市场化绝非简单的技术应用，而是一场涉及产权界定、流通规则、分配机制的系统性改革。
承德与福州的试点中，制度设计与技术突破形成了共振效应。前者通过“双轨登记制”在预算系统中同步登记数据资产信息卡，以1元名义价值确认资产属性，解决了数据确权的制度性难题；后者依托“可信数据空间”技术，实现医疗数据“可用不可见”，在保障隐私安全的前提下释放数据价值。这种“制度锚定技术，技术赋能制度”的模式，为数据要素流通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。
在具体操作层面，两地的探索破解了三大核心命题。
首先是确权机制的突破。承德采用“领域—场景—主体”三级授权体系，明确数据使用边界；福州则通过数据主权声明与技术控制相结合，确保医院对原始数据的掌控权。其次是定价模型的创新。信用数据按应用场景核算收益，医疗数据则根据AI训练需求动态定价，这种差异化策略既反映了数据价值的多维性，也为市场定价提供了参照系。最后是流通安全的保障。动态脱敏、区块链存证、分级审批等技术与管理手段的叠加，构建起数据流通的“安全走廊”。例如承德规定10万元以上交易需双审复核，这些设计有效平衡了效率与安全。
从试点盆景到生态雨林的发展进路
当前的数据资产交易仍处于“盆景式”试点阶段，但其展现的发展轨迹已清晰可见。
承德规划的12类信用数据产品与福州2000亿条医疗数据储备，预示着数据交易的规模化扩张趋势。
数据交易网分析团队认为，参考土地要素市场化历程，数据资产发展或将经历三个阶段：2025-2027年的确权期，重点完成公共数据资产登记入表；2028-2030年的流通期，形成跨行业数据交易网络；2031年后的资本化期，出现数据证券化产品并与金融市场深度耦合。这一过程中，技术创新将持续驱动模式进化，联邦学习技术可使医疗机构共享数据价值而非原始数据，智能合约能实现数据使用权限的自动化管理，而动态评估体系将纳入数据稀缺性、社会效益等多元指标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国的数据资产化路径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色。与欧美私营机构主导的模式不同，我国选择以公共数据先行突破，既避免了商业公司的数据垄断，又通过政府主导确保了国家安全。前期的尝试都体现了“谁投入谁受益”的原则，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探索，既不同于美国医疗数据被商业公司掌控的现状，也区别于欧盟严格的数据本地化限制，为全球数据治理提供了“第三条道路”。
理性审视发展中的多维挑战
在数据资产化热潮中，需警惕“唯交易论”的片面认知。
当前数据定价缺乏统一标准，部分领域已出现投机性炒作苗头。医疗数据应用中潜藏的算法歧视风险、中西部地区可能面临的“数据殖民”困境，以及数据资产泡沫化等问题，都需要制度层面的前瞻应对。承德建立的动态评估机制具有借鉴意义，其将社会效益（如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）、生态效益（如促进绿色信贷）纳入考核体系，避免了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短视行为。
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伦理与公平的平衡。
当公立医院的医疗数据转化为国库收入时，如何界定患者的数据权益？政务数据产生的收益是否应反哺公共服务？这些问题触及数据要素分配的正义性内核。或许可以借鉴挪威“石油基金”模式，设立数据主权财富基金，将数据资产收益用于教育、医疗等公共领域，让全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。
重构生产关系的时代启示
数据资产入国库的本质，是一场静默的生产关系革命。
政府角色从数据保管者转变为资产运营者，企业从数据索取方升级为价值共创者，公众则从被动提供者转化为权益共享者。
这种转变与18世纪土地确权催生工业革命、20世纪知识产权制度推动技术创新的历史逻辑一脉相承。承德与福州的实践揭示，当数据真正成为生产要素，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账本的数字增长，更在于推动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系统性变革。
站在历史维度观察，这场变革的影响力或许远超当下认知。
正如蒸汽机解放了体力劳动，数据要素的资本化正在解放人类的认知能力。当医疗数据加速药物研发、信用数据提升金融效率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财政收入的增加，更是社会生产力的跃迁。
这场没有机器轰鸣的产业革命，终将在时光长河中刻下属于数字文明的深刻印记。
